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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
在牢裡，你會告訴自己一些事情並嘗試著聚焦。用他們的話來說，我的律師正在外面加班熬夜，努力想辦法把我弄出去，但是他們的世界與我之間好似光年般那麼遙遠。當我在牢房裡踱步繞圈時，開始對「孤獨」的意義跟實質，有了全新的感受。


我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因為我生在一個對周遭事物充滿著好奇與問題的環境裡。有一天，我總會碰到我的敵人，他們因為我想要追求真相而憎恨我。人在相互指責聲中，有時會忘了自己是誰，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誰，而且能夠透過這本書親自告訴大家，我的名字是朱利安?亞桑傑（Julian Assange）。當我被倫敦警察逮捕的那一天，如果不是因為錯雜了時間、歷史以及個人等複雜的狀況，這個故事很可能會在當時就畫上了句點。

有人說「過去」是另一個國度，「未來」又何嘗不是？隨著載運我的英國警車加速前進，你可以更看清楚這個世界。

他們不停地吼叫著我的名字、呼喊口號，攝影記者則緊靠著車窗，就好像籃子裡的螃蟹一樣緊抓不放。感覺上車子不斷地被敲打，甚至有可能會翻車，只因為記者想要拍到可以刊登的新聞照。我不得已彎下身子把頭埋在雙腿膝蓋間，因為我不想被塑造成罪犯。從一個小洞中看上去，我看到攝影鏡頭甚至重重的擊在車窗玻璃上，想要捕捉角度扭曲的我。我用手臂把頭護住，突然之間車子開始加速離去，有些囚犯雖然搞不清楚我是誰，也在囚車裡叫囂起來，顯然是因為汽車受到撞擊而變得激動，其他的人則在騷動中狂笑。

終於，這場秀結束了，大約四十分鐘後我們抵達了萬司沃斯（Wandsworth）監獄，那一天是二○一○年的十二月七日。走到監獄的大門口，我感到莫名的有信心，我想是因為我知道我的境遇將會被公開檢視。全世界都正在看著它如何發展，能夠高調的成為眾矢之的，這就讓我的遭遇值回票價了。某部分的我當然對於因為自己的所作所為竟要被貼上罪犯的標籤而感到不愉快，但是我完全理解它正凸顯出這整個事情的正當性。處在目前的景況，充其量也只有狡猾吧，完全沒有英勇可言。

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被要求登記我的私人物品，算起來也只有一支吸水筆和250塊英鎊（編案：約合台幣一萬兩千元）。按照他們的規定，我必須脫光衣服，我照做了，但隨即套上全套的灰色獄服。奧斯卡?王爾德曾在1895年時被移送到同一所監獄，當他發現自己的背心不見時，他創造了一場高尚的混亂。他對獄卒說：讓禱告寬恕我沸騰的情緒吧。我絕不會說我像王爾德，對自己可憐的背心也不想多提，但是這位愛爾蘭佬的心中難道就沒有火氣嗎？我的律師說，我恐怕會在王爾德的牢房裡鬱鬱消沉下去。我不能確定是否會這樣，但是王爾德的精神，他對抗偏見的方式深植我心。獄中其他的囚犯，他們因為覺得痛苦，所以曾以非常可怕且不人道的方式對待王爾德，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只要在萬司沃斯監獄，這一點才是我所憂心的。

我常常想到那年輕的士兵曼寧（Bradley E. Manning，編案：伊拉克戰爭日誌的提供者），他在監獄裡遭受凌虐。因為他想提醒大家這場戰爭不合理，所以被粗糙的定罪。在我被監禁的日子裡，我老是想到他。

有一種狀況很自然地就出現了，囚房裡的步調變得忽快忽慢，就像是獵豹被囚禁在牢籠中，你必須要為受限的行動去找到一個出口。我不斷忽快忽慢地踏步同時想著該做些什麼，我想要找出一個在生理上可與這方寸之地和諧相處的方式。

這裡很醜陋而且挺恐怖的，但是我相信這樣的情況不會太長久。在牢裡，你會告訴自己一些事情並嘗試著聚焦。用他們的話來說，我的律師正在外面加班熬夜，努力想辦法把我弄出去，但是他們的世界與我之間好似光年般那麼遙遠。當我在牢房裡踱步繞圈時，開始對「孤獨」的意義跟實質，有了全新的感受。

也許是想要隔絕噪音，或者是為了驅除寒意，我的前任獄友用A4影印紙遮住了通風口，當獄卒把所有的燈光都關閉後，我才瞭解到最糟的情況就是與外界完全隔絕。「聯絡」對我來說是如此的重要，但是在這裡我突然發現要做這件事是何其困難。我無法聽到別人，別人也聽不到我，這對於維基解密的現況而言非常糟糕：我們正在與許多的反對者打一場溝通的仗，在這種情況下非常需要密切的聯繫與即時指揮。第二天天一亮，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對外聯繫的方法。說不定，他們會允許讓某個人用網路吧？我知道，這應該行不通。但是我的想法是，雖然看來不可能，但應該還是有可為的。

我不斷地這樣想，心中不斷期望，終於，我按下了緊急按鈕。